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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佛教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经济？是否有相应的经济理念？与佛教教义有怎样的逻辑关联？佛教经济与世俗经济是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还是比较含混而有待进一步明确理论。

    佛教与经济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理念关系，或许首先还是要溯源到佛教的发生机理上。

    由佛典所说，当年释迦部落的王子悉达多出离世俗生活，是由于看到现实社会中的人生诸苦，遂决意出家修行以寻求解脱之道。其行脚参修许多年，尝试了多种途径，但却没找到满意的出路，以致其最终放弃了那些修行，定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终于获得觉悟，从而有了自己的一套对于解脱之路的认识和方法，佛教从此创立，释迦部落的悉达多王子成了释迦牟尼佛。

    概括看，释迦牟尼指出的是一种通过主体觉悟而达到超脱人生之苦以求得解脱的宗教理路和方法。其所谓的觉悟，大致标的的也是个体存在与所谓宇宙存在之根本实相相契合的境界，由此角度看，似乎并没有超脱古代印度源于吠陀思想资源的“梵我一如”的思想脉络和痕迹。但是，显然，他有不同于当时其他宗教流派的解释理路及修行方式上的特点。

    按照诸苦之因缘逻辑，人生有诸苦是因为没有觉悟，还蒙昧在无明愚昧中。而愚昧中最根本的就是贪、瞠、痴，所谓“三毒”。众生若要不苦，可通过修行，迷离因无明愚昧造作出诸苦的世俗世界，禁戒三毒，减少和最终超脱诸苦，达到觉悟解脱。不过，摆脱诸苦的修行并非易事。诸苦被概括为“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对、求不得、五阴盛，这些苦，真可谓无一是世间众生能逃脱的。所以，坚持出世的禁欲的或者少欲的清净修行以求解脱苦难，是佛教及其教义的基本标签。这种标签不仅通过其理念标榜出来，更通过有戒德的行为表现出来。

    一些寓教于事的经典故事和戒律，比较能说明早期佛教的一些状况，反映着释迦牟尼时期的佛教和跟随其出离世俗而加人佛教的修行者们，是如何尽可能地让自己和同修们禁戒世俗欲望以提升精神境界，尽可能地实践一种不同于当时其他教派的、既生活简陋的却又净行高尚的修行生活。

    仅举衣着之例，开始时有各式各样的衣着，世俗讥笑沙门衣着如同王子大臣淫欲之人。佛陀遂教导徒众应齐整衣着。但齐整衣着并不是要华丽衣着，而是相反，是粪扫衣。但是，虽衣衫破旧却要衣着齐整，不失威仪。既不同于那些骄奢淫逸的王臣，也不能像一些外道那样不雅。即所谓，心中无欲，得粪扫衣即如同得第一服。

    诸如此类的节俭生活而高尚戒行的要求，在阿含经及僧只律等经典多有讲说。僧人的行止依照的是所谓“四依法”，即，粪扫衣，乞食，树下坐，陈弃药。如此要求，可谓执行的是最低生活标准。虽然戒律中没有特别明确讲不蓄财，但其解脱义理和这类物质消费克俭至极的行为规范已显示，基本无财可蓄，甚至可以说，因为无财乃至没有财这个概念，因而，也就没有蓄不蓄财的问题。

    由此见，在佛教的发生过程中，早期修行者的观念和行止，基本是尽可能地把觉悟得道的解脱目标之外的所有一切事物和要求都降低到最简最低的状态，精神境界和戒德修行高尚。而世俗也多是由这些方面来比较和褒贬佛教沙门与其他教门的，做得好的沙门就会受到尊重，就被称为大德。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而这个圣人的神圣特性，就是出离世俗来修行脱苦之道，并觉悟得道。这也就标明了，离俗修行，觉悟脱苦，是佛教的一个基本宗教特性。

    不过，也正是那些有丰富故事的典籍及戒律说明，脱离现实的欲求是很艰难的，即使对于那些已经出离了世俗去实践解脱修行的沙门们，禁戒欲望和世俗需求仍然是那么不容易，而且，每每成为修行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问题。于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问题，并逐一形成规定或法则，亦即积累成名目繁多的戒条。释迦牟尼去世后，门徒弟子们结集佛说，最早结集的大概就是戒律。戒律不仅是维系佛教组织的行为方式的准则，实际也是佛教所根基的教义模式结构中的一面重要基础和支撑。

    因而，大致可说，降低和禁戒世俗欲望的禁欲生活，摆脱产生诸苦之各种世俗因缘，追求精神的升华和觉悟得道，是佛教发生机理的一个基本逻辑链条。相应的，佛教早期的所谓经济理念就是修行者尽可能地远离、不涉及、或者是不直接涉任何经济。

    事实上，那些戒律反映的模糊史迹也显示，作为个体的禁欲修行和佛教整体事业的发展，始终都回避不了经济问题。

    个体出家人保障生命之基本所需，主要靠托钵行乞和布施。僧众形成僧伽，佛教影响扩大，信奉者益多，布施随之增多应该是可能的。对于个体僧人和已发展成集体的僧伽而言，无论行乞还是布施，都可能产生剩余问题。如何处理剩余财物，便是一个能反映佛教发生时期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方面。

    在印度那样的自然环境下，僧人个体修行，物质消费大概还是能降得很低。但作为集体的僧伽的运行，尤其佛教事业的发展，没有金钱的支持显然也是不行的，且不是由剩余花果变现积累的“无尽财”可以支撑的。一则精舍布施和接受的故事即反映了早期僧伽发展中的这个问题和解决方式。释迦牟尼成道后宣讲佛教，赢得信众，便有大檀越为其设立道场。

    即如佛传故事所透露，在释迦牟尼居留较久的舍卫城，就有大檀越为其安置的道场，叫“只树给孤独园”。事情大致是，富商给孤独长者诚信佛法，欲购波斯匿太子只陀在舍卫城南的花园，作为释迦牟尼在舍卫国说法和驻留的场所。只陀太子先是不以为意，刁难长者，要其用金钱铺地为代价，长者即不惜倾家荡产以金铺地，太子终为其虔诚所感动，亦将园中林木奉献给释迦牟尼，故而得名“只树给孤独园”。但其中释迦牟尼及其僧团并没有直接得金钱布施，也没有涉及交易，只是被提供了一处止息基地以传播教法。

    按照佛教出世的修行旨趣，僧人通过出世和禁欲的修行来尽可能地摆脱世俗诸苦的羁绊，以求达到终极觉悟的目标。所以尽可能不参予俗务而专事修行，即使免除不掉的一些俗务也由俗人替代。有戒条就专为解决这个问题，规定僧伽可接受“净人”处理俗务。

    在戒律中有则“众生法”，处理的是布施众生可否接受的问题。这是说，众生布施中，唯净人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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